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延安派遣了一大批干部和部队前往东北接管。作为高级干部的陶铸也接到了前往东北的任务。实际上，在抗战胜利之前，陶铸本来与南下第二支队一起，准备开辟湘粤桂地区的新根据地，并被任命为湘粤桂边区副书记。当时，他的妻子曾志也在南下队伍中。

部队从延安出发，经过山西，进入河南孟津一带，途中收到了日军投降的消息。不久后，部队转向北方，最终抵达沈阳。陶铸被任命为辽宁省委书记，而曾志则成为沈阳市委委员，兼任铁西区书记。

当时，由于我军的李运昌部队首先进入沈阳，并且东北民主联军早早就挺进东北，东北的主要城市早已被我方控制。早期抵达的干部们在被任命后开始了工作。然而，当时的东北并没有稳固的根据地，局势混乱。这里既有苏联红军，又有我军不断进军，还有投降的伪军和警察，以及各地的土匪活跃。

为了开展工作，干部们必须发动群众。而对于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，开展工作并非易事。之后，根据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的规定，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帮助下进入了东北。我军从沈阳、长春等大城市撤出，开始在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发展根据地。

辽宁省委改为辽西省委，陶铸继续担任省委书记。在地方上，干部们的工作主要包括清剿土匪、发动群众、建立地方武装以保卫胜利成果，并进行土地改革等。曾志则在辽西省委下辖的地委工作，夫妻二人因为各自的工作，几乎没有太多时间见面。

陶铸不仅担任省一把手，还兼任辽西军区政委，司令员是邓华。后来，部队组建了野战军，成立了辽吉纵队，邓华担任司令，陶铸兼任政委。由于陶铸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地方工作，因此副政委吴富善负责具体事务。

地方工作的复杂性和琐碎性不亚于打仗，尤其在当时的辽吉地区，鼠疫和其他传染病的流行加剧了工作的困难。虽然当地百姓也有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，但面对没有现代医疗条件的流行病，感染几乎等于死亡。直到苏联医疗队带来了疫苗，干部们才松了一口气。

陶铸身体一直不好，工作压力大且没有时间休息，导致肺病加重。1947年秋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时，陶铸因身体过度疲劳倒下。曾志看到他消瘦且不停咳嗽，甚至呼吸困难，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忧，但陶铸自己则显得从容。由于缺乏特效药，只能慢慢休养。到1948年夏天，曾志得知陶铸住院，便赶去探望，得知他患上了急性关节炎，身体肿胀严重。她便留在医院照顾他，经过治疗后，陶铸的关节炎逐渐好转。

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曾志鼓励陶铸去看电影放松一下。由于陶铸行走不便，必须乘坐马车。途中，陶铸看到照顾自己的护士是日本人，他便让她上车。这让曾志不满，认为不应优待日本人，于是要求护士下车，自己步行回家。回到家后，两人发生了争执，陶铸认为曾志不该这么做，而曾志则反驳。最终，陶铸流下了眼泪。

两人的关系一度变得复杂，虽然名义上仍是夫妻，但在来东北之前，曾志曾提出过离婚。随着时局的变化，个人问题被暂时搁置。如今，两人在东北工作，彼此的心情和委屈谁也不知。

冷静下来后，曾志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，觉得自己不该在公众场合让陶铸难堪，毕竟陶铸的身份不同于普通人，可能会影响他的威信。尽管内心有所反思，曾志并没有向陶铸道歉或安慰他，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。

后来，因工作需要，两人再次分开。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，曾志被调任为沈阳市委职工部部长。平津战役后，陶铸担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，两人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南下中南。随着中南地区的解放，陶铸被任命为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华南分局代理书记、广东省省长兼省委书记、中南局第一书记，开始主政广东十多年。

陶铸在广东工作了两年，作为妻子的曾志深感内疚，因长时间聚少离多，无法陪伴在他身边，她决定尽她的责任。此后，曾志被调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，她们终于一起生活在广州，直到1966年陶铸被调往北京工作。